大连火车站爆炸案

1932年大连火车站爆炸案曾被日本殖民当局称谓“五二四大连未遂爆炸案”。他的策划者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反日独立运动组织——韩人爱国团的领导者金九先生。金九，原名金昌洙。早年曾参加过朝鲜近代历史中的“东学党”农民起义。1919年他秘密来到中国，直到1945年70岁时返回韩国，其间不乏舍家救国，冒死奋斗，艰险曲折之经历，先后于上海、重庆组建流亡中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白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三省的沦陷，也使得朝鲜半岛抗日独立运动日渐困难，险恶的形势大大地限制了独立事业的发展和壮大。在这种情况下，金九所领导的韩人爱国团抱着必胜的信念，重整旗鼓，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在金九的周密策划下，他们在1932年1月8日派遣李奉昌在日本东京樱田门前用炸弹行刺日本天皇。当时因为炸弹误中了车队随行的副车，从而使日本昭和天皇躲过一劫。这一事件史称“一?八东京爆炸案”。同年4月29日，金九又指派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公园，借日本人庆祝“天长节”，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之际，在距主席台数米之处，将一枚水壶炸弹准确地投掷到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日本驻沪留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贞次等人的脚下。炸弹随即爆炸，河端当即被炸死，白川义则身中弹片204块，因救治无效一命呜呼，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均被炸断一条腿，同时毙命的还有多名日军官兵。这就是声闻中外、举世震惊的“四·二九虹口公园爆炸案”。

就在金九策划“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的同时，又通过报刊获悉由英国人李顿所率领的关于“九一八事变”国联调查团在结束沈阳柳条湖现场考察后，将于5月下旬乘火车抵达大连，届时会有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以及关东厅长官山冈万之助等军政要员到车站迎接的消息。金九顿时觉得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遂果断决定派出爱国团骨干成员柳相根和崔兴植从上海潜往大连，秘密执行爆炸任务。当金九向柳、崔二人详细的交代任务后，二人坚定的表示一定完成任务。为缩小目标，决定二人分头行动。崔兴植于4月1日由上海来到大连后，便精心调查日本当局在旅顺、大连的军事设防情况，其间还曾一度密赴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寻觅机会。因未果无奈不得不返回大连，加紧准备，等待国联调查团的到来。柳相根于5月4日来到大连，隐居在大连儿玉町（今大连团结街）“满铁”员工宿舍一韩国人的室内，静候事态的变化。此后，金九又密派李盛元、李盛发兄弟二人由上海搭乘轮船，先到营口，再转赴大连。二人将爆炸所用的水壶炸弹和手枪面交柳相根。在柳相根抵达大连后，他们又多次与崔兴植一道前往火车站寻觅策划实施爆炸的具体位置和进退路线。他们通过在“满铁”任职的韩国籍职员悉知国联调查团一行将在5月26日19时40分到达大连车站。柳、崔二人决定按原计划届时起事。同时他们还考虑到万一机会逸失，就将起事时间改到5月30日9时30分国联调查团离开大连之时。二人还商定，事发之后，如不能及时脱身，就用随身携带的手枪自尽，绝不做日本侵略者的俘虏。

5月中旬，柳相根、崔兴植二人自认计划周密，万事大吉，兴奋之余遂通过大连邮局向上海方面发出一份明码密电：“不足70传送”。但就是这份电报的内容，引起了设在电报局内特高课的怀疑，他们立刻将电文送到当地警署进行侦察。日军警署从上海的收电地址中发现，这乃是与韩国反日独立运动组织有着密切关系的一个联络点。同时他们还发现本埠已经潜伏有多名韩人爱国团的成员，从事不可告人的活动。当局大感不妙，恐慌至极，乃在全市范围内撒下鹰犬，开始大搜捕。5月24日黎明时分，在当时的北大山通5号（今大连民乐街）韩国人金正顺开设的商店内崔兴植被日本警察和宪兵逮捕；次日，柳相根、李盛元、李盛发三人又先后落入到敌人的魔爪之中，藏匿在柳相根处的炸弹、手枪一并被破获。

柳相根、崔兴植等4人被捕后，日本殖民当局立即将他们押往旅顺监狱，施以严刑拷问。在酷刑面前，柳相根、崔兴植二人神态自若，毫不畏惧。崔兴植直言道，“对于此次计划的失败，除了略有遗憾之外，我个人是毫不在意。因为韩人爱国团的同志，早已密布各地，他们置自己的生死度外，专以扫杀日本野心巨魁为志向。他们前赴后继，是绝不会停止这种计划的实行。”柳相根、崔兴植还针对“为何要选择在大连进行爆炸”的询问，坚定地回答道：“之所以要在大连起事，根本目的就是要在国联调查团的眼皮下，给那些破坏东亚和平的恶魔以严厉的惩戒，从而使国际舆论都知道朝鲜民族在日本的侵略面前，并没有屈服。他们还在战斗，在反对日本侵略的这一立场上，是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的。”